高州疍家人渐行远去的水上记忆

高凉红

高州疍 家人渐行远去的水上记忆

定格在历史瞬间的水上人家。（资料图片）

潘世文的塑胶筏和他的“战利品”。 刘栋铭 摄

    走读高州
    全长232公里的鉴江，是粤西沿海最大的河流，被粤西人称为母亲河。鉴江过境高州，全长80多公里，养育着两岸一代代高州人。
    然而，有水系就有水上人，这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中再普遍不过的现象。水上人起居于水上，以捕鱼、运输为生，形成了与陆上居民不同的文化。
    且看今日鉴江，灰白的江堤和现代水坝，还有厚实的跨江大桥，除了缓缓流过带有一些泛黄的江水，我们怎么也找不到这群人的身影。
    带着寻找原水上人家记忆的愿景，记者联系了高州城宝光街道办，在街道办干部的帮助下，我们走进了高州城西北的平江街。“大多数上岸的高州原水上人都集中在这里定居，民风特别淳朴”，带我们采访的街道办干部说。
    走访
    水上人家“脱水”了
    高州城区北街一端，过了一座钢筋水泥桥，就是平江街社区。这座钢筋水泥桥未建成时，这个位置是一道浮桥，跨过的正是鉴江。
    江边停靠着两三排“竹筏”，或者已经不能称为竹筏了，它们并没有用竹子制造，粗大的塑胶水管替代了竹子制成筏。
    其中一排筏是潘世文的，这位年过花甲的老渔民刚刚收获了十余斤鲤鱼。每天凌晨3时他就出门，乘上自己购买的塑胶筏，在鉴江中撒网捕鱼。
    “现在鉴江里捕鱼很艰难。”潘世文抱怨：“鉴江附近的很多农村人都参与捕鱼了。鱼少，人多。”出生船上，从小跟着祖父、父亲一起捕鱼，后来成为渔业生产大队队长的他感慨：“我们这里年轻一代不捕鱼了，老一代退休了。”
    像他这样出去捕鱼的人，只是私人劳作，为了给家里增加一点经济来源。像他这样出去捕鱼的船，都是小筏。无论是潘世文还是其他农村人，都不再是居住在水上船里，不再是开着可以容得下一家人起居生活的大船去捕鱼了。
    “在平江街社区，七百余户人家大部分是原来的鉴江渔民、船民。”平江街居委会书记罗耀奇说。
    我们沿着人为规划痕迹明显的街区走向居委会。“原先平江街的房子都是瓦房，是政府为了动员水上人上岸定居划分的土地，后来家家户户自己改建了楼房。建起楼来也就显得拥挤了。”路上，罗耀奇介绍道。
    我们来到居委会办公楼，居民休息室里的老年人围坐着打牌消遣，还有一些在听粤曲。要知道，他们的祖辈是终其一生在船上过日子的水上人。
    1964年广东省委提出了“清仓加载，家属上岸”的口号。此后，高州专门划出这个地方，给水上人建起房屋上岸定居。就这样，原本是林业局林场的2.8平方公里土地，开辟成水上人家的岸上居所，1983年后称之为平江街。
    追昔
    唯一一名初中生念完书又回去撑船
    “疍家佬住白鸽窝。”这是一句岸上人歧视水上人的话。“疍家佬”是对水上人的一种不敬重的称谓，白鸽窝则是形容水上人居住地方窄小。
    早已上岸定居的水上人李清谈起往事滔滔不绝。“岸上人歧视水上人，绝大多数不愿意与水上人通婚。”李清认为，这是船上生活艰苦，岸上的居民不愿意让子女去受苦的缘故。
    李清是在船上出生的人。今年70多岁的他，当过水上公社的文书，后来成为政工干部，还当过水上运输公司、水上工业总公司的副经理。上世纪80年代末他出任当地一家罐头厂的书记，带领千余人生产。
    他回忆，当时很少有船上的人去上学的，不过他却上过私塾。他有个伯父早前生活改善了就搬上了岸，因而十一二岁时李清得以上岸到伯父家住，然后上学。只是才上了不够一年，李清又回到了船上。船里更需要他回去打理家务。
    “解放前水上人中只有一人读了初中”，李清说，“但他读完又回去撑船去了。”
    李清认为自己后来能够从事船务运输统计和管理等工作，正是受益于那不到一年的私塾时认的字。
    那时他们的船是大船，2.5米宽、15米长，一般有八、九个舱，载重量约16吨。一家人在船上生活和劳作。有些是渔船，除了起居还带有捕鱼的器具；另一些则是运输船，起居空间以外还有货仓。水上人的职业就分为渔民与船民，前者捕鱼，后者运输。
    不管什么职业，船上的男人撑船工作，女人编织。“有时女人也要撑船，男人却不会去编织”，李清说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水上人拿着编织的成品与岸上的人交易，换得粮食、生活用品。
    家庭成员都在忙碌，刚出生的小孩怎么照顾？提起这个问题，数月前刚刚退休的平江街居委会老书记林武十分来劲，他手舞足蹈地演示当年流行的两个办法：用一个空葫芦绑在小孩身上，小孩掉下水时能够让小孩漂浮；或者用一条布带绑一个生结套在小孩身上，限制小孩的活动范围。“尽管如此，每年还是有不少小孩因为掉入水而亡。”李清说。
    船在江面上，病了找医生不容易。病情轻者，家人上岸摘些药草治病；病重者，只能听天由命。“水上人死了，就葬在附近的山上。”李清说：“所以清明拜祭祖宗，我们要赶往相隔远近不等的不同地方。”
    水上人有着顽固的“职业病”。除了所有水上人
    最常见的风湿病外，李清记得，解放初期国家进行了卫生调查，结果显示80%以上的水上妇女患有子宫下垂症。“她们长期在水上生活，坐月子也是在水上，太难为她们了，”李清说。
    正是这种“难为”，岸上人不愿与水上人通婚，有的甚至不许小孩跟水上人玩。水上人只有嫁给水上人。
    于是，那个时候的鉴江上，相向而行的船家很可能就是亲戚。在平江街，李清的亲戚就有二十余户。
    抚今
    只能在书本里定格那个时代
    自从上岸定居，水上人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了。生活起居在楼房里，在工厂单位上班，到外地工作，我们只能称这个群体为原水上人。祖祖辈辈在鉴江上的风风雨雨，水上人的后代又如何感受得到？这很让老一代的水上人忧伤，但谁也不能否认，现在的生活比起那个时候，早已天翻地覆。
    在潘世文的家，一排绿色的渔网挂在门前的架子上，紧靠着前面邻居的后墙。巷子不宽，但也够摩托车经过。他的孙辈们在一边吃饭一边看《熊出没》。
    “那个年代，连收音机都没有。我们最怕台风，只能自己看天判断。”潘世文说起上世纪60年代遭遇的那次台风，仍心有余悸。那年他才十余岁，一天晚上突然起风，“喂！是台风噢！”附近船上的人猛然提醒。但他们已经来不及找到避风的地方。
    这一夜，台风把他们生产队的十几条船打沉，其中一条就是他们的家。“全部家产都在船上，瞬间我们就倾家荡产了”，潘世文说，船上的网具、衣服、牲畜全都没有了。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，后来国家给他们补贴，一家人才度过难关。
    96岁的黄宜忠曾经是一名专职运输的水上人，解放战争时在鉴江上搭载好几回解放军部队。那以后，黄宜忠逢人就说“拉大军”的经历，“解放军纪律严明，他们搭船会给钱。”
    那个年代，黄宜忠最怕遇到贼。“如果知道哪里有贼，就快速通过那个河段”，黄宜忠说，“我也遇到过贼。”贼一般对停靠岸边的船下手，不给钱就打人，抢东西“所以我买了好一点的衣物就马上拿去寄，不敢留船上。”
    行船总是有风险的。“有祖婆，就无祖公”，是海边渔民流传的段子，因为男人出海打渔，易葬身大海，清明拜祭时只有祖婆的坟头可拜。在鉴江，流传的则是这样的段子：“行船走马三分险，大肚姑娘生仔要危险”。无论是出海，还是游行于江河，那个时代水上人的安全系数是最低的。
    李清坐在桌子旁，看着窗外似有思索。他的手上捧着一本还未完成的书稿，显然，谈起水上人这个话题，他意犹未尽。这本在编的书暂定名《高州水上人家》，除了他，还有梁锦成、林武等几位老一辈一起编著，渴望着能将水上人定格为书本里的记忆。
    “我想，这本书出来后，能够给每一个原水上人的孩子人手一本。这是他们先辈生活的记忆。”李清把目光转回屋内，翻动着书稿。
本报记者 张翠玲 实习记者 刘栋铭 通讯员 李沅鸿

家有宝贝

我家有个北街，在水上长大滴

葓仯专属

满滿的回忆呀，

你宝我贝

不懂的路过～～～

浪子

船上没有waifai，还是上岸吧！